1976年，孟加拉国教授尤努斯开始了针对农村贫困妇女的小额信贷实践：他把27美元借给了40多位赤贫农妇。这些贷款无须抵押、担保，但需以五人小组为贷款单位，相互监督，形成内部约束机制。
很快，尤努斯就收回了所有的贷款。于是他按照这一模式将贷款范围扩大到更多地区，七年间帮助近6万人脱贫。1983年，孟加拉国政府特许尤努斯创建成立孟加拉乡村银行。此时，吕家进即将进入大学学堂，年轻的他可能还不知道数千里之外的尤努斯，不过日后他将成为尤努斯的“信徒”。
2010年时任邮储银行副行长的吕家进对外表示，早在2004年（两年后尤努斯凭借前述创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邮储就已开始关注尤努斯及孟加拉乡村银行，此后又与世界银行、亚开行进行了交流，认定小额贷款市场潜力巨大。同时，客户分散、风险也相对分散，与邮储银行的机构、人员能力匹配性较好，遂将该业务确立为邮储银行战略性业务。
吕家进的履历看上去很“简单”：在33年的工作中，除了最近两年短暂在交行、建行担副行长外，其余31年均在邮政及邮储银行工作。离任邮储银行时，他说：“自职业生涯开始至今，始终为邮政储蓄事业服务，与邮储银行共同成长。”因为存贷两端涉及大量的“三农”场景，一些评论者也将吕称为“麦田守望者”。
33年的工作生涯中，吕家进面临三次影响较大的抉择：1998年邮电分营中，他选择留在盈利能力较弱的邮政体系；2005年邮政体制改革时，他加入邮储银行。这一次，他拟调任兴业银行董事长，由中管厅局级干部转为省管厅局级干部。
作为福建省属国有企业，兴业银行董事长由福建省委任命和推荐，此前基本都有福建及兴业银行工作的经历。因此，此番吕家进拟空降兴业银行超出市场预期，未来他将如何做好平衡，掌好“同业之王”的舵？
早年“吸储”标兵
1988年，20岁的吕家进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邮政，在河南省邮政储汇发行局工作。时值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积郁多年的经济发展动力激活，但宏观经济运行很快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85年CPI涨幅高达9.3%，创改开以来的新高。
1986年，国家恢复设立邮政储蓄。人民银行的初衷是希望通过邮政系统的庞大网点有效回笼货币，进而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早期的邮政吸收存款后，全部转存中央银行，利差的存在使得邮政储蓄系统吸储的积极性非常高。在县乡邮政局，员工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吸储上，每人每年分阶段都有一定的指标，投递员更是把投递当副业，走村串户打探哪家有余钱，心思用在吸储上。
现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查到的吕家进第一篇署名文章，发表于1993年8月出版的《中国邮政》。那时，吕家进已工作5年，工作单位为新野县邮电局。
在这篇名为《大力发展邮政储蓄社会代办业务》的文章中，吕家进介绍了新野县邮电局代办储蓄业务的情况。简言之，不止正式员工要吸储，还要招聘代办员吸储。收效也很显著：1992年末新野县发展的代办网点几乎遍布该县每个村委会，吸收代办余额占该局邮储余额的11%。
对于代办业务，新野县邮电局部分领导存在“三怕”：一怕代办业务没人干；二怕代办人员选不准出乱子；三怕金融部门有意见，新野县的做法是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统一意见。此外，吕家进还总结了该局聘用代办员、加强培训、制订鼓励政策等三大措施。
吕家进还关注到邮政储蓄电子化的机遇和风险。他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表示，电子计算机在邮政储蓄部门的推广应用提高了业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但邮政储蓄部门利用计算机骗取储蓄资金的犯罪案例增加，应加强安全防范。
这一年，国务院再次推动机构改革，其中一条为“邮电分营”。彼时电信业业务持续高速发展、经济效益好，而邮政业亏损额逐年增加。毫无疑问，分营后的邮电业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分家”过程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分到邮政。比如对于夫妻同在综合岗位工作的，实施中要求一个分邮一个分电，有的为了分到电信甚至“假离婚”。
可能因为当时担任河南省邮政储汇局局长，业务性质更偏邮政，吕家进在“邮电分营”中留在了邮政，并在次年10月调任新乡市邮政局局长。在他到任的第一年，新乡邮政即扭亏增盈，当年实现收支差额3005万元。
（担任新乡市邮政局局长的吕家进，左二，来源：新乡年鉴）
邮政储蓄业务仍是主要贡献力量。通过积极介入代发工资、代发养老金等业务，2000年末新乡邮政储蓄余额达到34亿，年度净增余额达到8亿，增幅高达23%。新乡邮政局当年被河南评为地市邮政局的榜样，吕本人则获得“河南省邮政局局长奖励基金业务发展先进奖”。
“吸储”是早年间吕家进工作的关键词，也是中国邮政1986年重启储蓄业务后的重要支点。据统计，邮政系统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邮政储蓄，且越在基层比重越高，在一些农村支局其占比高达90%。
无风险赚利差的模式将邮储吸存的热情激发出来，邮储的存款规模迅速上升。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6月末，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12285亿元，储蓄市场占有率达9.25%，仅次于四大国有银行，成为中国建设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10年后，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家发改委推出专项建设基金，邮储银行成为最大的资金提供方。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很多基层机构将邮政储蓄作为“吃饭业务”大力发展，而邮政应有的业务能力和规模都相对萎缩。此外，邮政储蓄长期未纳入金融监管体系，基层机构违规行为难以监督，资金案件屡有发生。
“麦田守望者”
在周小川看来，邮政储蓄吸收了很多农村存款，但吸收的农村资金并没有用于农业方面——邮政储蓄是抽水机，把资金从农村抽走了。他提出，要研究并制定利率市场化方案，完善邮政储蓄转存利率机制，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2002年接任央行行长后，周小川即开始了相关工作。一方面下调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减轻央行利息负担；另一方面要求加大邮政储蓄资金的自主运用。但邮政储蓄从邮政部门分离出来并不简单，邮政储蓄改革需与邮政体制改革联动进行。
2005年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印发，中国邮政将一分为三：一是重新组建国家邮政局，作为国家邮政监管机构；二是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三是加快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实现金融业务规范化经营。
对于邮政体系而言，这又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份，这一次吕家进选择留在盈利能力更好的邮储体系。当时还是辽宁省邮政局副局长的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他没有回辽宁，而是进入邮储银行的工作组。从最初的政策讨论、方案设计到后来的运营、改革等，他都算得上是参与者和见证者。
两年后，邮储银行正式挂牌成立。“邮储银行成立的3月20日，是农历二月初二。”日后吕家进回忆当时的情景，“邮储银行成立之初，很多人没有信心，我们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异样眼光和内部员工对邮储银行发展前景的质疑”。普遍的疑虑是，这家由邮政储蓄改制而来的银行欠缺金融专业能力，长期以来“只存不贷”，能否做好信贷业务尚属未知。
与此同时，市场上各类型的银行业已经充分发展，如何选择赛道也是邮储银行面临的一个问题。邮储银行分析后发现，他们的优势在于网点多，在县域、乡镇有22000个网点，支持“三农”成为方向。这也是监管部门的要求，避免邮储从农村抽离大量资金。
吕家进在邮储银行成立时出任该行副行长。2009年他发表了《小额信贷利率定价理论及邮储银行实践》的署名文章，这是他首次发文探讨小微贷款。他在文中指出，由于贫困人口或小微企业主的资金需求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因此这部分客户群体首先考虑的是能否借到款的问题，而不是利率高低的问题。
他还借鉴世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可持续发展小额贷款利率计算公式，计算出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利率估算值约为15.84%。当时中国6-12月期的短期贷款利率水平约7%左右，前述利率是基准利率的一倍。
期间，邮储银行先后与世界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等机构的专家团队进行广泛的交流，最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产品体系。吕家进还在2008年亲自带队赴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考察学习。
（2008年吕家进在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考察学习，右二，来源：中国金融家）
从2009年开始，吕家进持续发表“三农”、小微方面的论文。据统计，在中国知网可查询到的48篇署名文章中，18篇与普惠金融相关，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三农”贷款、小微金融、社区金融构成了邮储银行普惠金融的主要内容。
他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披露，邮储银行成立6年来累计发放小额贷款7600多亿元，解决了600多万农户家庭的融资问题。2014年，吕家进发表了《普惠金融体系的原则与重点》一文，这可以视为他对普惠金融的系统总结。他认为，构建中国普惠金融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相应提出了创新组织体系、丰富产品体系等一整套改革建议。
一年后，他所建议的普惠金融制度正式推出：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对普惠金融进行顶层设计。规划要求，要引导邮储银行稳步发展小额涉农贷款业务，逐步扩大涉农业务范围。
规划发布后，四大行均加大普惠金融贷款投放力度，但邮储银行仍占据重要位置。财报数据显示，邮储银行资产规模不及四大行的一半，但其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却超过农行工行中行，仅次于建行（2018年数据）。与此同时，邮储银行还广泛介入批发类信贷、综合化经营等领域，致力于打造一家能力健全的商业银行。
“办银行不能只盯着银行”
2019年1月2日，元旦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51岁的吕家进卸任邮储银行行长一职。“从本行组建到完成股改、引战、上市三步走改革方案，一路走来，吕家进先生身体力行、无私奉献，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邮储银行在吕离职时如是表示。
告别邮储后，吕家进从北京金融街来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陆家嘴，出任交行副行长一职。相比邮储，交行的业务类型更加多元，他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业务。此前在邮储银行工作期间，他已经积累了“跨界”研究的经验。
2009-2011年，吕家进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谢太峰一起发表了人民汇率、住房价格方面的三篇论文。文章署名的头衔除了邮储银行副行长之外，还有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2014年6月，吕家进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还和谢太峰编撰出版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若干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提出，随着商业银行数量的增多，银行同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那些经营不善的银行完全有可能被淘汰，因此商业银行不能不重视经营管理问题。
在交行，吕家进先分管同业业务，后分管对公业务。在交行工作一年半后，吕家进出任建行副行长，分管零售业务。今年3月，他在建行业绩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对金融产品服务和财富管理的需求不断增加，零售业务在商业银行的地位日益凸现。
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建行副行长的身份亮相。近期，多家媒体报道，吕家进将空降兴业银行出任董事长一职。自2015年兼任邮政集团副总经理后，吕家进正式进入中管厅级干部的序列，此后在交行、建行工作期间依然如此。此次变更后，吕家进仍为厅级干部，但属于福建省管理。
不过，他很可能要涨薪了。兴业银行是地方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虽然也有限薪，但高管薪酬相比四大行略高。年报显示，2019年吕家进在交行的总薪酬为71万（税前，含其他福利，下同），2020年在建行的薪酬为37万（仅工作半年）。可供参考的是，2020年度兴业银行行长薪酬为123万。
人们更加关注他在兴业银行任上将如何“施政”。兴业银行注册地是福建省省会福州市，福建省财政厅持有兴业银行18.78%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兴业银行总资产7.89万亿元，居股份行第三位，仅次于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站在新的起点，兴业银行一方面要赶超行业标杆招行，另一方面要警惕被其他银行反超。
相比邮储银行等国有大行，兴业银行市场化特征明显，同业、投行、金融市场业务颇具优势。与此同时，作为全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领跑银行业，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中有望进一步发展。未来如何巩固这些业务优势将是吕家进任上的课题。
吕家进对这一问题的思辨可供人窥豹一斑。“办银行不能只盯着银行，必须把经营上升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层面。”吕家进说。一方面，要将国内国际经济研究透，了解金融工具的使用，在战略布局中有进有退；另一方面，大道至简，以管理风险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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