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起伏的2020年即将过去，虽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原本正常的经济秩序，但同时也按下了数字化发展的快进键。
数字经济在三次产业的渗透率全面提升，与传统产业之间发生了更加奇妙的“化学反应”，成为了新型就业岗位的“孵化器”和“蓄水池”，“平台型就业”、“生态圈就业”正在不断发展。
根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技术团队预测，2020-2025年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并且数字经济规模在2025年有望突破80万亿元，相当于2019年日德英三国GDP之和，届时占中国GDP比重将达到55%。
正因如此，2020年被不少专家认为是下一个10年中国数字化之路的关键转折点。为此，时代财经邀请了3位业界专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肖旭，以及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博士，共同回顾2020年中国在数字经济产业上的发展状况，并展望2021年中国数字化征程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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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20年数字经济的发展成绩
时代财经：回顾2020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在这期间获得了哪些新动力？
肖旭：我认为今年数字经济的发展成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开始起步。今年不仅中央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还在数字经济的投资方面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在3月至9月之间，以“新基建”形式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高达34万亿元。各个投资项目的渐次落地，将为数据赋能产业创新发展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对经济的贡献开始显现。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线下向线上转移，增加了线上就业岗位，催生出“斜杠青年”、“共享员工”等新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用工模式。新就业形态变得更加灵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可以根据项目要求签订短期契约，适应新消费特点，创造新服务体验。这无疑对释放内需潜力、优化供给水平而言是利好举措。
第三，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执法破冰。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暴露了一些新问题，例如算法共谋、行为歧视、利用网络外部性和隐蔽的技术手段实施反竞争行为等。虽然这些技术的新特征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但是下半年反垄断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以及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和腾讯出手，都说明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是对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目前，加大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执法，已是全球主要反垄断司法辖区的默契，加强反垄断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朱克力：我觉得可从新消费和新基建两个维度来看。其一是今年被疫情催熟的新型消费，包括在线娱乐、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网上服务，以及网络购物、直播带货、社交零售等为代表的新零售，均逆势上扬释放出巨大潜能。
再就是新基建带来了一轮新机遇，这里可以分成两类设施。一个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信息基础设施，另一类则是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以及创新基础设施。
此外，由于数字化、智能化新需求改变着传统业态运行模式，同时促进了全民消费习惯新趋势，95后、00后跃升为消费主导群体的时间大大缩短，有助于消费者加速适应切换，颠覆着传统消费路径，以及加快世代人口与消费迁徙进程。
曹钟雄：我认为数字经济在2020年有三大板块值得关注。其一是智慧城市，这个板块从政府到企业全方位都链接上了；其二则更为贴近日常生活，像是社区买菜这一块的数字生活平台；其三则是更为贴近实业的新制造平台，像是是阿里今年揭晓的“犀牛智造工厂”。
我尤为注意这个新制造平台。虽然这个对经济生活没有较大的影响，但这将加速互联网巨头从科技平台模式转变为新制造平台，为未来的新亮点和高增长埋下伏笔。
破局：数字经济助力需求侧改革
时代财经：数字经济一直被给予厚望，被认为是引领改革的关键。而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需求侧改革”，即“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那么接下来该如何运用数字经济的力量帮助“需求侧改革”呢？
曹钟雄：近几年中央政策更多关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上面，更多地从生产端或供给端去解决问题，但是今年提出了“双循环”，在双循环的过程中要做大国内市场，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需求端，也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做大需求层？或者说如何把沉淀的创新通过需求激发出来？
从需求牵引供给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不仅能帮助企业挖掘出更多的真实需求，同时还能发挥管理的作用，连接起供给和需求两端。这是由于科技平台在消费感知的过程中，掌握了消费者所有的购买行为。实际上，科技公司对消费者需求的了解程度，其实比实体经济产业深入得多。
此外，数字平台因为省去了中间的层层代理商，直接对接一线消费者，不仅在信息传递方面能够做到不失真，还能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得更大的样本。因此，需求侧改革的关键之一就是如何发挥好平台在数字经济方面的根本性作用，或者说把握好数字经济对需求侧管理的驱动能力。
朱克力：首先，结合今年提出的“双循环”，数字经济接下来将在新消费与新基建的协同融通中助力双循环发展。具体来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新消费是进一步稳住和夯实经济发展基本盘的压舱石，而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新基建则是促进科技和消费创新的驱动器。
简单来说，新基建与新消费是基于共同的数字内核和智能机理实现同频共振。在二者共同发力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改革和制度创新，打破传统物理边界和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约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深度融合以及治理能力提升。
与此同时，以新消费和新基建为两翼，以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构筑以新基础设施为运行基础、新生产要素为内在源泉、新市场主体为有生力量、新协作方式为组织形态、新治理体系为长效支撑的新经济生态系统。
肖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经济和用户新形态的变化正在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正从此前的“转不转”变化为“转什么”以及“怎么转”的新课题。
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角度来看，接下来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企业要将研发设计、生产、管理、销售各环节与数字技术结合，构建一套可执行的模式重塑、流程再造的过程，增强内生动力、提升市场竞争优势。
展望：2021年数字经济变革的产业
时代财经：展望2021年，还有哪些领域将在数字化革新中产生新机遇？
肖旭：数字化技术对传统各行各业的“渗透”和“赋能”，使得新服务、新制造等纷纷崛起，“产业数字化”态势加速形成。明年可以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产业。
其一是能源行业数字化进程加速推进。在绿色发展与产能过剩的双重压力下，能源行业首当其冲，面临综合利用效率改进和去产能的迫切要求。智能电网、分布式计算等技术已经开始投入应用。利用数字技术优化能源配置，进一步提高综合利用效率，加强不同区域之间、不同主体之间在能源调度与利用上的协同，将是未来能源行业发展趋势。
其二是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渐明显。数字化增强了消费者在商业关系中的地位，企业只有真正以消费者为中心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业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完整的包括产品和服务的“组合包”。这种融合是制造业适应新的竞争环境、通过增强产业链各环节的服务功能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服务将成为企业获得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服务化的过程中，企业逐渐完成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过渡。
其三是数字农业更“时尚”。粗重、低附加值的体力工作可由机器人完成，计算机算法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和应对作物疾病，降低风险。一批“数字农场”进入人们的视野，精准化管理模式使得可以按照生态化要求进行种植。
曹钟雄：我认为将遵循两大主线，在供给侧方面，一个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例如阿里的“犀牛智造”是将服装制造业和数字化工厂相结合，以及海尔等企业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这里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是未来长期的发展趋势。另一个则是向高附加值的领域拓展。例如现在不少都手机企业都开始向芯片进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关键领域有待发掘。
从需求侧来说，中国已经迈过了仅追求吃、穿的过程，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接下来人们将开始追求对高素质生活的需求。中国人会更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从必须的消费过渡到可选的、更高层次的消费。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国产替代的兴起，不少年轻人开始愿意为本土文化的东西买单。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年轻人的市场不是一个整体化的市场，而是从若干个小众市场里面演变出的新需求。因此在数字经济循环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数字化的力量去挖掘消费者的需求，并管理从消费者身上实践出来的经验，把供需两端缺口连接上。
朱克力：2021年数字中国建设将进一步深化发展，一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加速，二是政府政务数字化水平也将持续提升。在此过程中，数字化惠民便民将取得更多成效，数字产业将深度运用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智慧出行、智能医疗、智慧文旅等产业将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将从流量型发展转向创新型发展。因此接下来国家将要建设多元共治、各方参与的市场机制；建设数据交易市场，对应用场景试点更加开放；以及提升数字经济的普惠化程度，缩小数字鸿沟，提高欠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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