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中大部分股民都是亏钱的，但是很多人依旧是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总觉得自己能够在股市中赚到钱，不愿意离开股市。今天，我们来分析下银行业“打工皇帝”花落谁家？年薪2000万+可期待！股份行发钱最大方。
随着年报渐次披露，上市银行董监高2019年的薪酬也浮出水面。
哪家银行对管理层最大方？银行掌舵人的薪酬有多高？银行业“打工皇帝”在哪里？谁在给董监高加工资、降薪？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与你的印象并不相同。
券商中国记者梳理已发布年报的上市银行发现，董监高薪酬可谓天差地别，有的银行“三长”(即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全年税前薪酬超过400万，有的却不到50万。
此外，上市银行中也有多位千万年薪人士，秒杀“掌舵人”的薪酬，有的银行“五位最高薪酬人士”则主要是董事、监事和高管。
当然，年报中披露的董监高薪酬，不一定是实际薪酬。不少银行都在年报中单独加一句“本行部分董监高2019年度最终考核薪酬仍在确认过程中”，如果加上各行此后陆续公告的“其他部分薪酬”，总的年度实际薪酬会更高。
谁对董监高最大方？民生、平安和招行
数据显示，民生银行管理层年度报酬总额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上市银行首位，并且与其他银行拉开较大差距，无疑是对董监高最大方的银行之一。
根据该行年报，2019年，民生银行全体董监高(包括现任及离任)从该行获得的税前报酬合计6288.5万元。
其中，合计11位董监高的年度薪酬超过300万元，该行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领取的薪酬也显著高于其他银行。
但这并不是全部。按照惯例，民生银行还将在6月份发布补充公告，披露部分董监高税前薪酬的其余部分，在年报披露数据基础上，再加至少百万。
以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行长郑万春为例，二人在该行2018年年报中的年度税前报酬总额分别为447.1万元、411万元，加上此后补充公告的其他部分，总薪酬分别增至711.9万元、671.8万元。
据了解，上市银行前述补充公告中提到的“其他部分薪酬”，属于银行董监高延期且尚未支付的绩效薪酬，延期支付期限为三年，最终是否发放及如何发放由董事会根据该行未来实际经营和风险损失情况考核确认。
除民生银行外，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也不吝啬于给董监高发工资，加上延期支付的薪酬，两家银行年度薪酬超过500万元的管理层比比皆是。
数据显示，两家银行2018年的管理层薪酬总额均超过6000万元，2019年“其他部分薪酬”未计入前的管理层薪酬总额也分别达4600万元、3390万元以上。
银行“掌舵人”薪酬都很高？两极分化
作为一家银行的掌舵人，上市银行董事长、行长是真正的话事人，似乎也应当是薪酬最高的员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部分掌舵人受国企高管限薪影响，领取薪酬较少。
从董事长薪酬来看，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以457.9万元暂列上市银行第一位，远高于其他上市银行董事长，这还不包括递延未支付的部分薪酬。
而在2017年、2018年，包括递延未支付部分薪酬在内，洪崎虽然连续两年总薪酬超过700万元，却并非最高薪的银行董事长，平安银行董事长谢永林在这两年的总薪酬分别达867.7万元、932.4万元。
为什么谢永林在2019年退出高薪银行董事长序列？该行年报对此有所解释：董事谢永林在本行的控股股东中国平安任职并领取报酬。
除谢永林外，包括邮储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都是如此，董事长在控股股东任职并领取报酬。
五大国有银行董事长的年度薪酬则均在80万以内，但较2018年有所上升。行长也是如此，工行披露的年报中，行长谷澍的年度薪酬略高于70万元，同比有所上升。
而股份行的行长薪酬普遍较高，年报披露的数据普遍在200万至500万之间，这还不包括递延未支付部分。
其中，平安银行行长胡跃飞、招行行长田惠宇、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的税前薪酬分别为466万元、466万元、429万元。此前数年，他们也是年薪最高的行长。
上市城商行、农商行的董事长、行长薪酬两极分化最为严重。其中，包括青岛银行、盛京银行在内的多家城商行“三长”薪酬接近甚至超过200万元，但也有苏州银行、徽商银行等银行“三长”薪酬不到70万元。
上市农商行中，苏南地区农商行“三长”薪酬都在百万以上，而重庆农商行不到50万元，较2018年减少了三四十万。
打工皇帝在哪里？工行、浙商和中信
如果掌舵人的薪酬不高，那么银行业的高薪人士又在哪里？
根据港股披露规则，部分在港上市银行也披露了全行年内五位最高薪酬人士的薪酬范围。其中，部分银行的高薪员工并非董监高，甚至远远高于董监高，是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
截至目前，已有19家H股上市银行在港股年度业绩中披露高薪员工情况。其中，13家银行的五位薪酬最高人士中，完全没有董事或监事。
招行、青岛银行的五位薪酬最高人士当中则包括4位董事或监事，中原银行、郑州银行也分别有3位，盛京银行则有两位。
整体来看，银行业薪酬上千万的员工并不多见。从19家银行披露情况来看，浙商银行共有3名高薪人士的年度薪酬在1200万元至1700万元之间，中信银行也有2名高薪人士的年度薪酬在1000万元至1500万元之间。
此外，浙商银行还有1名高薪人士的薪酬在850万元至1200万元间，1名人士的薪酬在750万元至8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工行尚未披露港股2019年完整年报，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该行2017、2018年都分别有2名高薪人士的年度薪酬超过2300万元。
建行披露的2017年、2018年H股年报中，也分别有3名、4名高薪人士的年度薪酬位于1000万元至1200万元之间。
当然，H股上市银行也并未在年报中披露最高薪人士的具体身份，但根据工行此前年报，五位最高薪人士连续多年均为该行子公司的人员。
哪家银行在给董监高加工资？普遍
从年报披露的数据来看，不少上市银行都在2019年给董监高加了工资。
排除高管变动的影响，整体也可以发现，国有大行、股份行董监高年度总薪酬的低点均出现在2015年、2016年，此后普遍有所反弹。
主要原因在于，2015年初，《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
这份被称为“限薪令”的《薪改方案》最核心的内容是对行政任命的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以此来抑制高管获得畸高薪酬，使得高管人员薪酬增幅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以建行为例，在该行多年担任副行长的章更生、黄毅2014年年报披露的薪酬都在百万左右，次年则“腰斩”至56万元，此后数年连续提升，但幅度较小，到2019年也不过68.6万元。
去年包括“三长”、副行长在内的高管薪酬上升幅度最大的则是光大银行，普遍从100~130万元升至230万元左右，升幅在80%以上。
数据显示，该行营业收入连续两年增幅超过20%，去年营收增幅为近六年最高，全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1%至374.4亿元，增幅为近五年最高。
与此同时，少数上市银行董监高的2019年度税前薪酬还同比有所缩水。
其中，江西银行去年“三长”的年度薪酬均在80~90万之间，比2018年跌去近七成。郑州银行董事长、监事长去年的薪酬也同比少了四成左右，包括行长、副行长在内的多名高管年度报酬则减少了10%。
2019年，浙商银行多位副行长的薪酬也少了近40%，至320万元左右，该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的年度薪酬分别为169万元、390万元和299万元，分别同比增长47%、下降30%、下降40%。
此外，上市不久的重庆农商行董事长、行长去年薪酬都不过50万元，分别同比减少38%、46%；邮储银行多名高管则降薪近10%，至60万元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