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药一直是医药研发皇冠上的明珠，生物医药企业陆续登陆资本市场，使得我国创新药研发呈现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在被誉为“张江药谷”的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重点集聚着一批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产业领域创新企业，华领医药就是其中之一。
2016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改革，华领医药成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第一批吃螃蟹者；2019年12月1日新版《药品管理法》实施以来，华领亦是首批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生物技术公司。
2018年9月，华领医药正式登陆港股，成为港交所上市新规后第三支未盈利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公司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创新药多扎格列艾汀已完成两项III期注册临床研究，NDA在即。
华领医药于2010年在上海浦东成立，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力博士曾任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拥有20多年新药研发创新及管理经验。2020年，陈力作为生物医药企业家代表，参加了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陈力，其对中国近20年创新药的发展以及生物药企投融资环境的变化感触良多。
考虑自建药厂以满足产能需要
21世纪：目前公司在研药物中进展最快的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创新药多扎格列艾汀，为什么会选择糖尿病这一赛道？
陈力：全球范围内有4.6亿糖尿病人，中国的数量是1.2亿。但中国的糖尿病诊断率不到60%，其中得到治疗的不到70%，得到治疗并能够控制血糖的不到40%，糖尿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结果是并发症的出现。换句话说，目前糖尿病是一个治疗诊断有问题、就算接受治疗可能也没有办法控制发展的疾病，使得糖尿病人的眼病、肾病等并发症的发病率在20-40%。所以血糖控制不好，不是一件小事情。
同时，由于糖尿病的药物研发周期非常长，风险特别大，药物开发通常要10年、10亿美金，而糖尿病在此基础上可能还要多5年、5个亿，开发风险高，所以很多跨国公司，包括罗氏、诺华等都停止了对糖尿病创新药的研究。但中国是全球糖尿病大国，并且中国人群对糖尿病的易感性比高加索人要高30%。因此糖尿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威胁，因此我们启动了多扎格列艾汀的研究计划。
21世纪：多扎格列艾汀与其他糖尿病药物相比，有何创新之处？上市时间表是如何安排的？
陈力：多扎格列艾汀是从人体血糖自动化调控的核心机理来开发新药的。人体血糖调控就像房间的温度调控一样，人体血糖通过血糖传感器，感应餐后血糖升高或者活动后的血糖降低，从而分泌胰岛素，把吃进来的糖存起来。或者是启动胰高糖素，让肝脏合成糖，让血糖保证在一个稳定状态。这些糖尿病患者血糖的失常都是和血糖传感器葡萄糖激酶的功能严重损伤有直接的关系。研究葡萄糖激酶作为血糖传感器来调控人体血糖稳态的科研工作，是50年前由FranzMatschinsky教授启动的，Matschinsky提出了葡萄糖激酶在血糖稳态中间的核心地位，作为血糖传感器来调控人体血糖。
华领医药在过去10年开发了多扎格列艾汀，实现了从血糖稳态调控的科学理论，转化成相应的研究技术，通过一期二期临床的研究，确定了这种药物的开发途径和方案，并且建立了对于血糖传感器调控的一系列技术和专利。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三期临床研究，去年成功完成两个三期临床研究，多扎格列艾汀作为一个创新药物即将上市，实现了从理论到新药的创新，也就是0到1的突破。
从患者的可用度上讲，多扎在临床研究中已经证明在初发未用药的糖尿病患者是非常实用的，药效非常快，同时解决2型糖尿病的核心病因，胰岛素抵抗和β细胞功能衰退。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的特征。
我们目前正在准备上市许可的申报材料，准备在今年4月份前后递交中国药监局，希望国家局能够给予优先审评，让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尽快进入市场。
21世纪：对于多扎的商业前景是如何预测的？
陈力：中国糖尿病发生率是10%，每年都有新的糖尿病人出现，这是一批。另外一批是吃足量二甲双胍仍然治疗失效的糖尿病人，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我们准备开发和胰岛素的联合用药。换句话说，对于早期未用药的患者，这个药物非常好；中期二甲双胍使用失效的（病人），要联合用药的时候这又是一个首选；另外在晚期需要打胰岛素的病人中，加上这个药物，能够有效控制低血糖，同时降低胰岛素的用量。
目前国家正在推广糖尿病、高血压的分级诊疗，糖尿病检出非常方便，我估计多扎如果能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上市，糖尿病检出率能够做到60-70%。如前所述，假设中国的糖尿病人数量是1.2亿，相当于将近8000万例确诊，8000万糖尿病人中就算是10%的病人用这个药，它也是个巨大的市场。
21世纪：多扎上市在即，公司在后续商业化运营方面做了哪些准备？
陈力：在销售运营方面，我们去年和拜耳医药达成了合作协议，拜耳将帮助华领医药在市场上进行推广。拜耳在中国是糖尿病领域的深耕者，他们开发的产品拜唐苹，是在中国单药销售额最高的一个产品，曾经最高年销售额将近80亿人民币，在过去的十年中，总销售达到400亿人民币。他们的产品曾经在13,000多家医院，1万多家药房中间进行销售。也就是说，他们有非常好的团队，也有非常好的医生和产业关系。华领医药是一个专注科学研究创新的企业，我们要想建立自己的销售团队并快速在中国患者人群中推广是需要时间的，通过与拜尔的合作，可以让中国的患者更快受益于这款全球首创新药。
在产能方面，华领坚持的是联合创新共享共赢的模式，我们在开发新药时，大量的研发投入给了CRO公司，有生产性CMO、临床研究CRO、基础研究CRO等等。但其实现有CMO的服务能力已经满足不了我们预期销售和的市场需求，因此华领也决定今后建立自己的药品生产厂，目前在加紧这个步伐，在不同的区域寻找落地的地方，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步。去年我们和九洲药企旗下瑞博制药建立了合作，帮我们做原料药的生产，现在我们的原料生产是药明康德做的。然后我们需要建立2-3家原料药生产基地，以防不测的因素，包括像地震这样的不可抗拒自然因素，这目前也在布局中。
产品在中国上市之后，将布局三条道路出海，一个是欧美日发达国家，一条是“一带一路”国家，还有就是东南亚国家。
与国际水平差距：中国还缺全球首创新药
21世纪：华领医药是上海首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试点单位之一，这个制度是深化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您认为这个制度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进一步完善？
陈力：我觉得最难的是企业自己是否可以承担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责任。
作为生物医药的产业，我们的产品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药品的生产、研发、销售，它的法人主体，也就是上市许可持有人都要对这个药物的整个生命周期负法律责任，这是国际共识。在早期中国医药发展过程中，我们是缺医少药的状态。近年来，我们能够打破卡脖子技术，能够做me-too药物，国外有上市的产品，国内也可以开发出有专利的新药。
2015年前后，上海政府和企业发现，在新药创新的大环境中间，原有的药品监管一些体系，不能够适应创新药的发展，因此提出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概念并推动实施相关制度。一个药物从开发上市到生产销售过程中，其质量和安全的控制，需要一个系统的管理体系和相关部门以及拥有管理经验操作的一群人，才能够达到相应水平。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率先进行了试点，后来写进新版《药品管理法》，现在又成为新药上市临床申报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整个过程中，很多企业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如何去做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21世纪：中国的创新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与国外相比还有哪些不足？
陈力：要从三个方面去说。第一，中国医药行业是在改革开放40年才有的，40年间我们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解决饿肚子问题，就是仿制药的生产问题，以前我们连仿制药都做不了，解决饿肚子问题的同时，中国药品生产监管的能力初步达到国际水平。二是对于国外已有的技术和专利的突破，解决了卡脖子问题，建立自己的专利，开发出了自己的产品，不管是肿瘤领域的PD-1，还是糖尿病领域的DPP-4和SGLT-2，国外已经上市的药物在国内的开发都达到了相应水平。
现在中国缺的是什么？和美国创新制度比较，就是全球首创新药。40-50%的全球首创新药是在美国首先上市的，美国每年上市的新药中首创新药占40%，但我们的全球首创新药目前还比较少。
香港投资界对生物医药的理解比大陆晚上5年
21世纪：目前国内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十分火热，尤其科创板开板之后，生物医药企业受到市场追捧。您如何看待该领域的投融资趋势？
陈力：以华领为代表过去10年的研发，实际上也带动了中国投资者关注生物医药。2016年以后，中国投资生物医药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现在，生物医药的风险投资者可能比中国生物医药公司还多，这使得整个生物医药产业有了一个良好的投融资的循环系统。
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分三个阶段，首先是天使初创阶段，一般由专业的人士投第一笔钱。然后引入风险投资人，重大基金等注资。最终上市后，早期投资人可以退出，市场再进一步投资，让这个产品能够进一步开发上市以及生产销售，实现整个价值开发。整个周期可能需要10-15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早期投资人能不能跟着你玩10年、15年，新来的这些投资人，能不能看明白，在哪个投资周期进来，能否获得市值提升。
华领未来要做1到10的开发，这些重大拓展必须有一个好的融资平台，这也是公司考虑上市的原因。我想，如果没有我们这批生物医药企业去香港上市，科创板可能也不会开得那么快，对于创新医药产业的支持力度也不会走得这么快。
21世纪：当时为什么选择在中国香港上市？如何看待公司在二级市场的表现？
陈力：我们在美国也做了相应的路演和沟通，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启动了未盈利生物医药公司上市的机会。我们当时有两个想法，第一，华领医药是一家中国企业，日常工作都是在白天，美国那边是夜晚，这对于投资人来讲是个问题。第二，在今后发展中，香港的经济优势、金融港的优势，能够给大陆企业提供资本上的优势支持。而且当时中国大陆不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同时，从华领医药的资本结构上来讲，80%的投资人都是欧美的投资人或者投资机构，他们对香港的管理制度和法律环境比较认可。总体上讲，在当时的情况下，去香港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我个人觉得，香港对于生物医药的理解可能比大陆晚5年。在2010年左右，大陆的生物医药产业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许多政府政策都是围绕医药创新制定的。大陆的CRO环境、政策环境都非常好。比如现在的科创板，大家对生物医药、对创新就特别热衷，对这些公司的市场认知和价值认可非常高。香港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教育，因为在香港主要的药物是进口的或者是仿制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把生命科学创新药的理论，向这些投资者做更好的宣传，逐步扩大对整个亚太区域、包括香港的投资环境的促动作用。
另外，很多朋友还不理解华领医药，他们会疑问为什么你不多做几个产品，为什么自己不去买块地建个厂？我想，要做全球首创新药，必须严格加深对研究方案的制定，开发一个药，就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去做好，同时管理好很多不定因素。
实际上，我们已经建立好了后面10个产品开发的机会，等到多扎格列艾汀上市之后，就会马上启动这些产品的临床开发。我们在美国做了一些早期的临床试验开发，今年也会继续这些试验。产品管线也已经布好，今后会把产品管线以产品来命名，单独列出来，让朋友们一看就知道华领医药是一系列产品，是一个组合拳。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做创新药领域，要么是0，要么是1，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概率问题，不是有100条管线就一定能做成10个，还有就是产品做成了能不能卖钱的问题。
21世纪：如果公司晚一年上市，会选择科创板吗？或者说当下会考虑回A股吗？
陈力：现在看来，大陆的金融环境对创新药企非常友好，我觉得在科创板上市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正在考虑（回A）。
（作者：张赛男,实习生杜薇 编辑：朱益民,视频,王英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