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兰德尔·柯林斯在他出版的《文凭社会》中，提出了“文凭通货膨胀”的概念。
他认为美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教育凯恩斯主义，导致了文凭的通货膨胀。所谓教育凯恩斯主义，即以教育扩张抵抗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说白点，就是让青年呆在学校里时间长点，来延缓就业岗位不够，以免发生失业危机。
回顾中国数十年来的就业市场，也能发现类似现象。早前，上山下乡也有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意思。当青年回城后，早期的改革开放解决了青年就业创业问题。2000年前后工人下岗及打破铁饭碗制度后，随着而来的高校扩招成了缓解青年就业、疏解青年人去向的出路。
这一系列对策，都在解决一个问题：教育和职业的供给关系。
当前中国面临着和世界相似的境况，人均在学校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文凭的含金量越来越低。
柯林斯一阵见血地说，与其说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社会化的、具有合格工作技能的劳动者，倒不如说在科技逐渐替代中产阶级工作之时，教育扩张减少了市场上的劳动者，从而防止了失业率的攀升……他发现，美国社会的教育凯恩斯主义，就是一套是加大教育供给以缓解社会就业问题的路径。
这和今天我们遭遇的境况相似，文凭成为就业的硬通货。
教育凯恩斯主义缓解了社会问题，也提高了公众整体素质。但文凭既然在职业社会成为硬通货，自然要出现文凭的通货膨胀问题。
用今天的粗鄙的俗语来形容就是，博士满街走，硕士不如狗。
2016年前后，中国经济下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些理念开始受欢迎；那以后的中国经济主要特征就是去杠杆、供给侧改革。奥地利经济学派是和凯恩斯主义理念相左的经济学理念。在面对危机时，凯恩斯主义主张加大供给，扩张信贷；奥地利经济学派反对市场干预，主张让市场清算，认为信贷扩张会酿造更大的经济危机。且认为美国1929年、1970年代的危机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都是一次次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更大危机。
所以不难理解，当下打击资本对校外教育产业的扩张，可以理解为遏制资本在教育产业的加杠杆。
2016年之后，和去杠杆同时出现的，就是互联网教育培训行业。若从文凭凯恩斯主义这个概念来理解，这时的状况就是经济去杠杆，文凭加杠杆。
社会资本杀入互联网教育行业，在整个2020年-2021年疫情期间，引发了对“内卷”的大讨论，着重的就是对教育内卷的讨论。
依据内卷说和教育凯恩斯主义说这两个概念，可以认为，教育投入的资源是内卷的，但是教育产出的文凭是通货膨胀的。
文凭的通货膨胀或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唯文凭论，并阻碍社会职业流动，因为决定就业的是文凭，文凭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就业的等级和职位流通，而决定文凭的是家庭的财富、资源等，而不是职业技能。
柯林斯认为，教育产生了两种劳动职能，一种生产技能型，一种是政治“文化通货”型，后者往往不从事直接的劳动生产，大多参与财富分配。在柯林斯看来，相对生产技能型教育，政治“文化通货”型往往从事的是一种“闲职岗位”。文凭越高的人，“文化通货”价值越高，越可能是参与从事财富分配的那批人。
在柯林斯那里，教育并没有生产更平等的机会，开拓阶层自由流动的平台，而是相反的起到社会阶层的固化和社会性筛选的作用，它是通过家庭在教育上的财富、资源投入来筛选的，因为文凭是硬通货，社会内卷式的竞争，使得文凭的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所以当代父母，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获得更高的“文化通货”，让他们在职业市场更有价值，所以在教育投资上内卷。因此，柯林斯认为，“文凭凯恩斯主义”对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有利。
怎么解决“文凭凯恩斯主义”造成的阶层固化、机会不平的问题呢。他提出了一种激进的解决办法：废除文凭——让学校回归其本质的知识生产功能，不再作为生产文凭的工具而存在。
中国近几年实行的教育分流配给制度，似乎有点偏向于生产技能型教育，开始节制文凭通货膨胀，比如，全国各地的高中升学率大概只有50%，2019年普通高中升学率里，重庆为61.1%，长沙为59.3%，南宁57.64%，成都55.6%，郑州55%，武汉55%，南京53.5%，哈尔滨 51.3%。
上不了高中的那帮孩子，许多去上技校了，即生产技能型教育。
7月24日，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校外培训行业几乎一夜之间置于死地。“意见”的核心一言以蔽之，是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培训类机构不许上市融资、不许高收费。
当天，多家在美股、港股上市的培训机构，股价腰斩者比比皆是。
我们观察监管在教育培训领域的监管文件，也可以用这一经济学逻辑来理解。打击教育培训行业让企图在文凭获取上加杠杆工具的失效了，在教育上的通过财富、资源投入来获得竞争优势的行为，也会暂时失效。
但教育凯恩斯主义仍是社会现象，文凭通货膨胀确实存在，教育内卷就不会停歇，只会换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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