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静杨靖宇觉得，自己就像是站在一个水池里，不停地从四周寻找可以垫在脚底的石块，避免被池水淹没，但已经涨至齐腰高度的水面，似乎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上升着。
杨靖宇是北京大学一名研二学生，在过去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为自己毕业后的去向问题焦虑着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为日后能够获得一线城市教职工作继续深造，还是干脆直接就业。
做出选择并不容易。继续深造意味着她将要面对4年或更长的博士生涯；直接就业意味着她将放弃自己的学术理想，而更为不确定的是，高校招聘教职人员的门槛不断提高，即便付出时间换来的博士文凭，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她挤入一线城市的高校。
这种择业前的心理挣扎，即使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依然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作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两所高等学府，两校学子一直备受外界瞩目。在教育机构，清北名校生的光环可以用做招牌打在Logo上。在一些民营企业中，清北生的数量可以代表着一家企业科技的科研含量。即使在选调生的选拔中，清北生也往往是各地政府青睐的重点人群。
但在过去10年时间，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逐年上涨。以本科段为例，据教育部数据统计，中国应届毕业生的数量从2011年的610万人，增长至2020年的874万，而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口径，2021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909万人，扩招也加剧了就业市场竞争的程度。
时代面前，清北人难以独善其身。
一位北大高校老师告诉经济观察报，近几年明显的趋势是应届毕业生确定工作的时间在延长，从之前临毕业半年就找好工作到现在还差三个月毕业，仍有小部分人没确定工作，且手中握有offer的数量也从之前的四五个，变成了现在平均一两个，这与整体就业市场的结构发生变化有关系。
上述高校老师认为，清北两校在强势学科、就业方向上有所区别，但共性是，作为研究型高校，两校学生都更倾向于继续深造。近几年趋势中，通过“定向选调”的渠道到基层公共部门人数日渐增高，外企就业人数在缩减。在整体就业市场中，名校光环让他们更具优势。
在社交媒体中，清北人去到基层工作或至小学任教，被视作是目前竞争内卷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但在杨靖宇看来，清北学生和其他高校学生没什么区别，就业竞争同样激烈、同样面临户口、房子、去哪个城市发展的抉择。在现实的重压下，一些人“想开了”，开始尝试把目光从外界的期望中移开，投向下一个层级。
学术内卷路
清北名校生会面临内卷吗？
杨靖宇认为毫无疑问，至少在学术领域是这样的，以他想进入的高校工作为例，博士数量的增多，已让高校教职人员招聘的标准从过去仅要求博士学位，过渡到需要海外留学背景的博士或博士后，具体至一线城市重点高校，还需在顶级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即使幸运地获得高校教职人员的“入场劵“，也不意味着能通过部分高校“非升即走”的聘期考核。在学术这条路，清北两校与其他学校没有差别，同样要进行激烈的角逐。
杨靖宇称，为应对这样的竞争趋势，学生或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或去海外深造以增加自身的优势。这种择业竞争，也让学生内部有了“土博”、“洋博”的分别。“土博”即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在就业中一般被归于洋博的序列后。
这种学术研究准入门槛的提高的同时，两校“学术后备军”硕博阶段的在读人数又在持续增长，在一些领域人才供求的关系进一步紧张。
以北大的宿舍为例，这几年供给的数量，已经无法满足全体学生的住宿需求。在杨靖宇看来，清北在本科段招生的数量相比于其他学校，并没有明显的扩招的趋势。但为什么宿舍不够用？除了有博士生延迟毕业的因素外，另一方面在于研究生阶段的扩招。
“我作为研二生，已经是最后一批可以住在本校校区内的学生。到了我的下一届，学术硕士，已经被安排在万柳公寓；专业硕士则只能住在圆明园学区那边”，杨靖宇说。
教育部计划今年扩招硕士研究生18.9万名，多所学校在硕士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不再全部安排住宿问题。北京大学2020年硕士招生简章明确提出，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同学申请不住宿。除全日制学硕、专项计划全日制学硕安排校本部住宿外，其他类型的研究生，包括专业学位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等，由院系安排或协助安排住宿的研究生等，学校不安排住宿。
杨靖宇说，每年培养那么多博士生，在文科领域还好，目前还没有达到完全饱和状态，但理工科领域，肯定是远远供大于求。
随着学术市场过度饱和，更多的博士生将进入企业的科研部门作为第二选项。
杨靖宇发现很多理工科的博士生已经慢慢偏向于去工业界发展，不再抱有就职高校的预期，而是期望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成商用。
上述北大高校老师认为，这与是否为清北学生无关，更多是学术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的现实原因所致。近10年是这一趋势，10年后也不会改变。对清北也好、其他学校也好，都是这样。岗位数量有限，生源数量不断增多，确实会带动这一市场水涨船高。
出国深造比例降低
与杨靖宇面临的就业抉择不同，本科毕业即出来工作的王玲玲，感受更多的是名校光环带来的优势。王玲玲是清华法学院的毕业生，原本计划深造的她，由于一些原因没有选择保研，很顺利地投递完简历，进入一家律所实习，并最终被留用。
在就业市场中，往往“第一学历”更被看重，根据以往经验，清北本科生更倾向于继续深造。但现在不管是就业还是留学，他们的选择变得更加多元。
在王玲玲印象中，她的同学绝大部分都选择了继续深造。这其中既有出国深造，也有本校保研。她羡慕那些获得“罗德学者”称号的同学，可以去国外交流，再回清华继续读研的学生。已就业的人群就选择更多了，律所、金融公司，或从事与本专业无关的培训机构老师。
“选择其实挺多元化的”，王玲玲说道。
根据清华大学发布2020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76.3%的清华本科毕业生选择了升学深造，在包含本科、硕士、博士生的整体数据中，清华学生选择国内深造比例为33.8%。出国（境）深造比例为9.6%，美国、英国和中国香港位列毕业生出国前三名。北大的数据与清华相仿，2019年同期出国深造人数比清华多120人，出国深造目的地也一致。
其中，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出国人数的比例在逐年降低。2019年清华毕业生出国深造人数为1035人，占毕业生总数的15.3%。清华2018届毕业生出国深造人数为1146人，占毕业生总数的16.5%。
王玲玲认为，2020年主要与疫情有直接关系。上述老师认为，与国内目前整体科研水平大幅提升有关系。
一位“985”高校老师则对经济观察报更为直接地点出原因：中国与国外各方面差距在缩小。越多越多归国留学生在就业市场中发现，即使有了留学背景，工资依然很低，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另一方面，实际上每个老师都想解决自己学生就业的问题。
选调生抉择
杨靖宇发现，在北大论坛上越来越多求职咨询帖中频频出现“选调生”三个字。这些常见问题的提出者往往是手中握有几个offer的人。他们正在纠结：是去地方做选调生，还是去其他岗位？
选调生一般指各省党委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培养的一批群体。
杨靖宇说，这些选调生的名额是确定的，岗位不仅涉及地方公务员，还包括大型国企、高校和事业单位。为吸引清北人才，地方政府付出了极大的诚意富有竞争力的岗位和职级、丰厚的薪金和高昂的补贴。招录数量上，清北也远超其他学校，甚至一些城市的选调生只定向招录清北人。
在这些优厚待遇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清北人通过“定向选调”的渠道，到基层公共部门就职。北大2019年就业数据中显示，该校共有429人签约29个省（区、市）的定向选调生和人才专项引进项目。在清华2020年就业生数据中则显示，该校与31个省(区、市)开展定向选调合作，278名清华毕业生通过该渠道到基层公共部门就业。
尽管选调生是一条捷径，但在杨靖宇看来，这道选择题仍然困住了许多清北应届生，核心在于，要不要离开一线城市，离开北京。离开这里，意味着你要远离一线城市广阔的发展前景、文化资源、医疗资源，还有已经建立的交友圈。
“这对年轻的应届生群体来讲，太难了”，她说。
在这些给出丰厚待遇的地方城市，除了深圳等少数新一线城市外，更多则聚集于二、三、四线城市基层。应届生可以获得不错的薪资，但专业受限、资源受限。杨靖宇表示，很多学科，只有在一线高校才有。对于走学术道路的学生来说，如果离开一线城市，基本上大家已经默认你放弃了学术圈。
户口、薪资、专业对口或是否能满足个人价值、兴趣，是两校学生就业选择的侧重点。杨靖宇说，基本方向除去考公、选调、从事科研的学生，仅从就业而言，清北生选择无非是去薪金低一些，但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国企、事业单位，或者选择高薪、没有户口的企业。
“想开了”之后
北京大学就业质量报告显示，2019年北大毕业生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业比例高达49.79%；企业就业的毕业生比例为49.65%，位列签约单位性质前三甲的是国有企业、高等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而清华大学2019届毕业生签三方就业的单位以企业为主,比例达69.9%。其中位列签约单位性质前三名的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
从单位所属行业来看,2019清华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前三名分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教育；在毕业生就业单位统计上，华为、腾讯和阿里巴巴位列清华前三雇主。北大2019年签订三方协议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是教育、金融业、公共管理。录用北大毕业生排名前三的单位为北京大学、华为和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
清北两所学校在文、理、工科各有侧重，在就业方面也呈现了不同的特点，但作为中国最知名的两所学府，其毕业生就业的趋向往往被社会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判断，也可视作观察时代的窗口，比如，随着近年教育行业的火热，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去培训机构做老师，这些机构开出的40-50万年薪，“这就对本科阶段的学生颇具吸引力”，上述北大老师表示。
外界的期望与自身的实现，往往并不能达成一致。
在上述老师看来，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在一些关键技术上需要更优秀的人才去解决，而这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往往需要基础研究作为支撑，但从就业选择来看，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实际上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于清北来讲，学生就业选择很多，还可以获得更丰厚的报酬，如果真的去从事基础研究，意味着他们要花很长时间，也不一定能有成果。
“大家不愿意也没动力去那些解决实际问题的企业，薪金待遇是一方面，此外地域和环境也是一方面，对大部分人来说，如果能在一线城市找到理想工作，为什么要去非一线城市做基础研究？”他说。
出于各种现实或理性的选择，不少清北生在就业选择上出现分化。这其中，一部分研究生和博士去到地方城市任教中小学，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被一部分批评人士认为有学历浪费之嫌。
就在这些任教名单中，上述老师也看到了一些自己学生的名字。但他认为，舆论过分放大了这种的现象。实际上，以其所在的理科院系中每年都会有十几个博士生或硕士生，到地方中学任教，“更多是一些不错的中学。”
上述老师表示，以北京为例，人大附中、北京四中里面有很多清北博士和硕士生在从事竞赛辅导类工作。一方面，清北学生起点比普通师范学校的老师要高，他们很多都是竞赛生出身，专业度强，教学上也有自己的方法论。另一方面，学校环境、待遇都很不错，专业对口，他们有兴趣，学生也受益，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在他看来，这更多是基于个人的选择。“不是每一个博士生都适合做研究，博士也不过是一个学位。到高中教授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这对其自身发展以及学校提升学校整体教学水平，都具有推动作用。”
在外资律所工作三年的王玲玲，准备最近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再跳槽到一个更舒服的公司。促使换工作的动力，来自于长期劳累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压力。“尽管外资律所看来光鲜，但是太累了。”更为长期的计划是，她决定放弃留在北京，和男友一起回到家乡。“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直在高压环境下竞争，至少我不是。”
杨靖宇则将这些清北生视为“想开了”的一群人。“每一个层级都有每一个层级的竞争和压力。重压之下会促使一群清北人调整自己的目标与预期。当他们把目光脱离按照外界定义属于他们的轨迹，选择向下一个层级，其实也就避开了可以预见的激烈的竞争环境。”
（文中杨靖宇、王玲玲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