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哲/文 往年这个时候，一波庞大的购房资金，会随着春节返乡潮，从大城市来到广大的中国县域。而今年，政府针对疫情倡导的“就地过年”，改变了这个规律。
这些钱会不会转而流入大城市的售楼处呢，谁都拿不准。如果再考虑到，深圳、上海、杭州的楼市在过去几个月中陡然升温，有的甚至窜出了泛红的火苗，就更令人紧张了。
新一轮楼市热，实际上是在前所未有严格的限价、限购、限贷、限售等政策环境中出现的。全球性大放水，推涨了资产价格的预期。新房因为被限价，与二手房出现价格差，被不少资金盯上了套利机会。而学区房因其稀缺附加值，成为高含金量资产而倍受追捧，进一步带动整体市场。
热炒之势尚未全面蔓延，看不见的手就动了。一时间各大城市纷纷出政策应和，声势浩大。至于在原有政策上的加减乘除，效果几何，只有真实的买卖双方心知肚明了。
中国楼市调控，从来都复杂而充满争议，这一次，监管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中国经济尽管在疫情中最早复苏，但仍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更何况，过去一年中大城市为疫情防控付出了超预期的成本。防疫、民生、复工、转型，每一个目标的背后，都是钱事。
增加抽税显然不明智，最能救急的是土地金。以面包的热卖推动面粉市况，即刻现金入账，比起其他，立竿见影。但其中的度怎么把握，大家心里都没底。
2020年7月，各地复产复工稍有起色，经营贷等资金就点爆了深圳楼市，瞬时万人空巷，一房难求。监管者即刻南下，给市场降温。
事实上，房地产对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对经济全盘造成的巨大风险，近年已经让监管者痛下决心，严格切割金融资源流入的冲动。继2019年针对“前融”等五花八门的房地产融资工具进行严格限制后，2020年下半年，监管层又针对企业高杠杆，出台了“三道红线”、“两个上限”的指导意见，极大了撼动了开发商集体。
新要求瞄准房企个体的资产负债表精准管控，给他们过去赖以发展壮大的杠杆式发展画上句号。重典之下，很多开发商必须刚性缩表瘦身，才可能存活。几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因为债务出现违约，已经给它们所在的河北、福建、广州等地方政府出了难题。
如果企业断流，连带产业甚至地方平台都可能出现缺口。政府协调资金来渡过眼下的难关，当然是很必要的。可如果市场上没有人接盘实现回款，经营如何重回正轨呢？一个被打压的冷冻市场显然不能肩负这样的责任。
解读国家对房地产一贯以来的态度，最关键的一个词叫“平稳健康发展”，不能过热，更不能过冷。就好比人的体温，37摄氏度刚刚好。在多个新变量中，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操盘者面临历史性的难度。